2025年7月末，韩国国会前议长金振杓率领一支企业家、学者代表团，访问浙江嘉兴，并出席“中韩建交33周年文化交流研讨会”。“韩国国父”金九曾于1930年代流亡嘉兴。
2025年6月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，暂时平息了由前总统尹锡悦实施“紧急戒严”所引发的政治动荡。此后，在美国发起的“关税战”影响下，韩国内需低迷，外贸环境恶化。
金振杓将中韩经济关系称作“竞争性合作关系”，他称赞中国出现了DeepSeek这些新兴产业，认为两国虽然在某些产业具有竞争性，但在服务贸易领域（如文化、旅游等）以及尖端技术（如半导体、AI）上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。
不久前召开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上，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，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。
1973年，金振杓在朴正熙政权下开启公职生涯，历经韩国十届政权，历任经济副总理、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委员长、韩国国会议长等职，参与主导了韩国众多重要社会改革。
2024年卸任韩国国会议长后，金振杓仍活跃于外交、经济领域，近期曾作为李在明总统特使出访澳大利亚。
在浙江嘉兴访问期间，金振杓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。
韩国国会前议长金振杓。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。
中韩经济是“竞争性合作关系”
南方周末：过去二十多年，你参与了韩国经济政策的制定，如何评价这些年中韩两国经济关系的变化？
金振杓：在中韩建交（1992年）的最初十年，两国经济结构十分“互补”。韩国有资本和技术，而中国有劳动力优势。两者相结合将产品出口到全世界，中国借此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，韩国经济也实现了高速增长，形成了互惠合作。
在整个东亚地区，日本是最早拥有创新技术的国家。韩国快速吸收了日本的经验，并且紧跟日本，将这种合作方式复制在与中国的合作上。
时至今日，中、韩、日三国不论在贸易总量，还是人口规模，或是供应链生产总量上，都超过了全球20%以上，是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其中，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最耀眼、最具代表性。
中国拥有14亿人口，快速吸收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技术和经验，并不断重复实验，最终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，甚至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过了如今的日本和韩国。因此，现在的一些学者将三国之间（的关系）定义为“竞争性的合作关系”。
南方周末：在你看来，三国经济的特征和优势在哪里？
金振杓：从各国的优点来看,日本在超精密仪器制造以及高端化工领域，仍是世界顶级的水平，是不可忽视的技术强国。
韩国的工业能力则体现在钢铁、造船、核动力发电、显示器等领域，韩国是显示器设备供给能力最强的国家。其中半导体领域，尤其是AI技术需要用到的HBM（3D芯片堆叠）技术，这是韩国的技术强项。
还有近10年来全球流行的K-POP文化（韩流文化）。NETFLIX（奈飞）榜单上前十名受欢迎的电视剧有半数来自韩国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韩国经济规模虽小,但却是Soft Power（软实力）的强国。
中国则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和购买力，因此成为了全球创新性技术最大的试验场。来自全球的专业人才都能在这里展开激烈竞争，新技术得以最快落地。尤其是在AI（人工智能）领域，中国已经超越了韩国、日本，是和美国“并驾齐驱”的强国，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出现了像DeepSeek这样的企业。
相比之下，美国ChatGPT的开发成本要高出前者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，但两者性能几乎没有差异。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数据优势。
南方周末：未来经济的合作性体现在哪里？
金振杓：如果将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用一句话来定义的话，就是“为了尖端科学技术而展开霸权竞争”。所谓霸权竞争是指不顾道德和方法，无所顾忌的竞争方式。但讽刺的是，如果没有国家间的技术合作，就无法创造出新的技术。
三个国家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，同属汉字文化圈，因此具备技术和创意融合的基础。虽然我们彼此有竞争的领域，但更有合作的空间。单纯依靠把产品做得更便宜是无法保持竞争优势的，因为技术创新依靠的是年轻技术人才的智慧，创新的力量只会在彼此交流、合作间迸发出来。
去年中、韩两国首脑见面，今年还通了电话。不久前，中、韩两国间的第二轮FTA（自由贸易协定）谈判正式开启。我们应该将谈判领域进一步扩大到软件领域和服务领域，尤其是合作降低服务产业的非关税壁垒。
南方周末：在第二轮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，双方关注的重点有哪些？
金振杓：中、韩双方并没有太大的立场性分歧。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掌握了尖端技术，并且双方关注的产业既包含了软件（服务业），也包含了硬件（制造业），二者很难严格区分。
比如目前最受关注的AI领域，软件和硬件的结合更为紧密。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重要的是文化，文化不仅能引领潮流，还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。韩国擅长的HBM技术，说到底也就是如何堆叠半导体层的技术，但关键不在于是横着叠还是竖着叠，更重要的是这门技术最终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软件产品，能否创造出诸如ChatGPT这样的创新性产品。
最终能够引领未来的、最具有竞争力的，还是人类的思想。
“多开支票、少交现金”
南方周末：过去几年美国的关税政策，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？
金振杓：特朗普政府针对全球发起关税战，短期内会获胜，因为美国仍保有超级大国的实力，很多国家若不进入美国市场就难以维持自身经济运行，所以这些国家会做出让步。
然而，时间才是特朗普最大的敌人。一旦在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失利，他有可能沦为“植物人总统”（形容总统完全丧失道德权威和执政正当性）。脱离当前的自由贸易体系，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将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。
未来三年多里，新关税将迫使各国支付更多“现金”，因此应对策略应该是要将现金损失降到最低。
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承诺或共同项目等形式，用类似开具支票或汇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与特朗普协商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时间拉长，拉到四年后。多给他开支票、少给他交现金 （笑）。
日本在这次贸易谈判中，承诺要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并投资美国，正是基于这个策略，所以日本最终获得了15%的低关税税率。
一些投资项目，光是研究、审查和分析可行性就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。一旦美国下届政府认为这些项目没什么经济性，就会放弃不做。所以，参与这些投资利大于弊。
南方周末：特朗普要求其他国家在美国建厂，这对韩国的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？不久前你公开谈到“韩国正在走日本泡沫经济的老路”（产业空心化），这句话怎么理解？
金振杓：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经济空心化现象有可能会发生，关键在于要把核心技术和研发岗位留在国内。韩国最大汽车品牌现代汽车的主要市场，90%-95%以上都在海外。
未来汽车产业中最关键的变革因素是能源类型：是电动汽车、内燃机汽车，还是混合动力汽车。韩国在氢能研究上已经比其他国家更深入，并且已经生产出相关原型机。尽管技术路线不可预知，但是现代汽车的所有研发、核心技术仍保留在韩国国内。
因此即使把工厂建到了海外，比如美国，但未来竞争力在于拥有技术的人，即开发这种技术的能力，这些都还在韩国。
南方周末：现在的全球政治氛围会如何影响中韩关系？
金振杓：地缘政策的变化，中韩两国关系之间战略性威胁正在逐步出现，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
一是美国发起的印太战略，拉拢了包括澳大利亚、日本、菲律宾甚至韩国一些同盟国家来对中国进行遏制。尤其是在2016年“萨德事件”，导致中韩之间的关系快速退化。
二是朝鲜始终不放弃核武器开发。这种行为形成了巨大威胁。
三是中韩两国之间内部的问题。这些年来在各自的舆论场，尤其是青年群体当中，形成了对彼此的不看好，甚至是敌视。
但是中韩两国从历史上、地理上都是无法分开的，即使现在有这种威胁，但是我们双方应当保持对话，要让未来的青年们走出现在的状态。
我始终主张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对话要一直延续下去，这也得到了中日韩三方的支持和同意。
南方周末：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？
金振杓：过去日本有非常强的反韩情绪，当时恰好出现了一部韩剧《冬季恋歌》，这改变了很多日本人的反韩情绪，也掀起一波日本人到韩国观光的风潮。
政治中会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变化，而文化交流不会这样。中韩两国应该加大相互间的文化交流，将这种交流作为纽带，因为它不会像政治事件一样突然对立。
还有一个现象，目前两国网络上充斥反韩、反中情绪。最主要原因是假消息的流传，这客观上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的——只要我看到一篇假消息，搜索引擎会不断向我推送相似的（内容），这将人的大脑殖民了。
我建议针对这些谣言需要建立一个辟谣机制，由双方专家也好、政府也好，共同参与辟谣，不仅及时甄别，更要去反驳、要去公开，（只有）形成这种机制的话，才能遏制谣言。
2025年7月19日，韩国首尔，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的支持者举行集会，抗议政府的劳动政策和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对韩国的关税政策。视觉中国 图
“除了‘实用主义’别无选择”
南方周末：李在明总统为何将自己的外交政策总结为“实用主义”？
金振杓：韩国的政治大致分为“进步派”与“保守派”两个阵营。
二者对立核心主要有两点，一是地缘政治。保守派认为韩国始终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，同时应该加强与美国、日本的同盟关系，以此抑制朝鲜、避免战争。进步派则认为朝鲜人民也是我们的同胞，彼此对立只是因为政权不同。如果朝鲜能达到和中国一样的开放水平，朝、韩两国对立也将不复存在。引导朝鲜开放，是进步阵营的想法。
第二个原因由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。韩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，这种快速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矛盾。这类矛盾主要发生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，以及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间。其中，进步派主张将经济发展的果实更多地给予劳动者。保守派则学习美国和日本，主张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竞争。
当前两个阵营的对立日趋严重，对话与妥协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。
南方周末：对立日益严重，更多是因为外部地缘政治，还是韩国内部的原因？
金振杓：这种对立情况源于“总统制”的制度性缺陷。
早先的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还有一些协商空间，也许因为尹锡悦是检察官出身，检查官的特点是看谁都像“罪犯”（笑），这一群体还强调服从性，几乎不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建议。
当时尹锡悦面临的局面是“朝小野大”。尹锡悦虽代表执政党，但李在明所在的在野党拿到了国会多数席位，总统需要寻求在野党的协助。按照惯例，总统应该电话邀请当时的在野党党首李在明见面，但尹锡悦直至当选两年后，两人才第一次正式会面。无论多讨厌对方，为了国家，都该尽早见一面。
南方周末：那一晚的紧急戒严是怎么发生的？
金振杓：在野党成为多数党后，尹锡悦不断行使总统否决权，3年间一共否决了19项在野党提出的法案，因为国会通过票数没有超过三分之二，在野党试图推进的所有法案都碰壁无果。
还有在弹劾问题上，虽然韩国宪法允许总统有弹劾官员的权限，但前提是对方存在明显违法行为。3年间，有二十多位很难被认定有违法情况的部长和长官，陆续遭到总统弹劾。这样一来，（两党）就形成了正面冲突。
一个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，要么最终接受“植物人总统”的状态并屈服，要么进行对话和妥协，但尹锡悦却决不妥协，他要随心所欲地行事。结果就是宣布紧急状态（戒严）。在野党自然对此震怒。
这期间，尹锡悦政府甚至在戒严期间作出挑衅朝鲜的举动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他的这些行为。朝鲜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，也需要韩国、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多方协商解决。
南方周末：这对韩国各方面造成了怎样的影响？
金振杓：现在每个国家都不容易，但韩国的经济情况尤其艰难。在政治方面，这种极端的对立和冲突，直到最近依然存在，短期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。外部还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施压。可以说现在的韩国处于“内外交困”之中。
国内很多人认为，韩国目前面临的情况，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严峻。而这个时候的总统（李在明）除了 “实用主义”别无选择。
为了克服这场危机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，用人方面就不应该区分保守派还是进步派；政策上，也不应区分是谁的政策，只要适用都应该采用。
南方周末：李在明总统目前采取了哪些政策来恢复经济？
金振杓：新总统当选10周了，只进行了一次人事任命，还追加了政府预算。
韩国已有超过100万的个体户陷入困境，还有一些工厂也关门了。这种情况下，韩国经济就像急需手术的病人，但是这位“病人”甚至没有接受手术所必需的体力，因为没有购买力和消费力。
因此政府决定追加约30万亿韩元预算，用来发放消费券（注：每位韩国国民将根据收入层级获得15万至50万韩元，约合人民币780元至2600元不等的补贴），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实施现金性刺激政策。
到目前为止的人事任命上，相比尹锡悦总统，李在明总统还是选用了一些保守派阵营的人，以及来自企业界的人才，比如韩国互联网企业Naver的人员。他在用行动努力遵守自己的承诺。
南方周末：韩国经济最大的矛盾是什么？
金振杓：在韩国国内最为关键的问题是，如何促成劳方、资方和政府之间的三方协商。劳、资、政三方的矛盾和对立问题，在韩国始终很尖锐。因此，促成劳、资、政三方协商是李在明总统面临的最大课题。
民主劳总（全称“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”，韩国左翼工会）的前任委员长金荣训，被总统任命为新政府的雇佣劳动部长。
韩国上一次的劳资改革，还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当时金大中总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，此后韩国劳工问题就没有得到过解决，导致韩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。
一个是工作时长问题，韩国的每周工作时长不得超过52小时。我建议，像三星这样的大型企业，可以采取高薪资、灵活工时的方式,比如平时将周三作为自选休息日（作四休三），如果遇到发布新产品这样的特殊时期，就需要加班熬夜，必须要有这样的灵活性。
不仅是时长，还有最低工资的问题。
目前韩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不分行业、工种，每人每小时都一样。外国务工者同样适用。比如在建筑领域，外籍劳工占到用工比例的70%-80%，农业、畜牧业也类似。韩国的最低工资水平甚至比日本还要高，这也导致韩国农产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城市物价很贵，这些都应该通过劳动改革来解决。
企业方面，资本家在经营过程中不制定计划，经营保守，导致股价上不去，而那些价格便宜、条件又好的外国资本却进不来，这导致社会资本的竞争力下降。因此资本改革和劳动改革必须同步进行，就像汽车的两个轮子一样，要一起转动才行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，只进行单方面改革是行不通的。
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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